数据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被确认为中国的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资本、技术、劳动力、土地并列。数据共享为数据经济的迅速发展赋能，数据是非竞争性的，并且可能会带来规模收益递增。特别是消费者的数据，只有消费者分享他们的数据，这些数据才能被使用和被广泛的商业应用，最终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各国出台了许多法律法规，从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到我们国内的《个人数据保护法》，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法案。这些法案的目的都是要保护消费者的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理解消费者对数据隐私的偏好，以及他们如何选择分享数据，消费者对隐私的担忧是什么？这种担忧又如何影响他们关于数据共享的决定呢？

消费者对于将个人信息透漏给他人有天然的反感，这是一种天生的偏好。从经济行为的角度来看，数据隐私偏好不仅可能是天生的，还可能是工具性的，分享个人数据可能会带来好处，也可能带来成本。好处是可以为消费者快速、有效地与比配心意的产品和服务。代价是价格歧视、社会歧视、个人弱点的暴露。

价格歧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商家知道消费者喜欢什么，他们能快速地将商品推送给消费者。知道消费者对商品的喜欢程度，愿意支付怎样价格，商家会做相应的调整，那么消费者可能会付出更高的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也是一种成本。

社会歧视：比如你分享平时爱看的短视频给朋友，可能会影响他们心中对你的良好形象。

个人弱点的暴露：商家都是专业的企业，他们在大数据时代使用众多的算法，这可能会暴露出个人的脆弱点，比如有的人热衷于赌博，有的人嗜酒，虽然他们平时能控制自己的消费欲，但不总是能够保持这种控制。披露个人数据也会把这些脆弱性暴露给商家。商家就可以选择性地推送一些具有诱惑力的广告。消费者可以利用自我控制力来抵御这些诱惑，但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因此，保护个人隐私也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脆弱性，以避免受到商家的诱惑。

关于数据分享的理论模型研究：当消费者自控力较弱时，如何决定是否在网络上共享数据？

这个模型研究的是在线数据分享和消费者自我控制的问题。消费者如何识别自己的弱点，并将数据保护起来，从而保护自己的弱点。透露消费者信息，不单是所寻找的商品配对，更将消费者弱点暴露给诱惑性产品的卖家，便利他们针对性地投放广告。将消费者数据分享给在线平台，优点是数据分享可以让这些平台帮消费者找到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进行精准的定位。然而，缺点是消费者的脆弱点也可能被暴露，结果可能是消费者购买了自己不想买的东西，或者消费超出了个人预算。

数据分享在宏观层面存在各种外部性。正面外部性更多的数据分享可以提高效率，因为平台可以更好地帮助消费者匹配到他们最想要的数字化服务或商品。负面外部性造就了“算法不平等”——数据分享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负面影响。虽然同意或退出的选择权对这种不平等起到缓和作用，但并不能完全根除。负外部性的分布并不均等，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数据隐私悖论：许多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在问卷调查中经常表示对数据隐私非常担心，并非常重视数据隐私的保护。尽管他们声称在意，但只要给予一些很小的奖励而分享他们的个人信息。

在政策讨论中，这个悖论常被冠以不同的解释。尽管消费者声称注重自己的数据隐私，但并非真正在意。或消费者已经放弃了隐私保护。

这个悖论的确实性经常被质疑和挑战。“数据隐私悖论”存在可能是因为问卷调查中的问题可能不准确，导致消费者的回答与他们实际的分享行为不完全匹配。

一项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熊伟教授表示他与阿里罗汉堂的陈龙教授和团队在支付宝平台上进行了一项调查。支付宝上有数以百万计第三方小程序，每个小程序在初次使用前都需要用户选择是否授权共享他们的数据，他们的选择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实际数据分享行为。我们通过支付宝平台向用户发送一个问卷调查，共收到1万多名用户反馈。调查中涉及了12个与数据隐私分享相关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消费者在支付宝上和小程序分享数据时，是否在意数据隐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示消费者在服务与数据共享的选择间存在大量的差异性，46%的人回答非常在意，39%的人表示在意，还有15%的人表示不在意。

调查结束后，研究与后台数据进行匹配，了解用户到底与多少个小程序进行分享数据。参与问卷调查的人在平均两年多的时间内登录了46个支付宝小程序，数量相当大，平均授权了34.2个小程序。尽管只有授权数据分享后才能使用这些小程序，这些用户并没有授权所有小程序。可以看出，这些消费者并不是完全无奈地放弃了他们的选择，他们不只是随意地授权所有小程序。这显示了他们在做出选择方面是非常主动的。

对于前面提到在问卷调查中的关键问题，分享授权小程序时的数据隐私问题，有三组不同的回答：46%的人非常在意，39%的人在意，还有15%的人不在意。研究对这三组人进行了比较，看看哪类人分享授权的小程序数量最多。研究分别查看了之前一年和之后一年半的数据，右侧的图表显示了问卷调查之前一年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三组人的情况。

蓝色部分代表他们进入了多少个小程序，橙红色部分代表他们最终授权了多少个小程序。可以看出，非常在意的人在一年内进入了16.3个小程序，授权了11.3个；在意的人平均进入了15.5个小程序，授权了11.5个；不在意的人进入了14.3个小程序，授权了11.2个。授权数量几乎相同，一些人声称非常在意，一些人声称不在意，但他们一年内授权数据分享的数量却几乎相同，这与数据隐私悖论相符。实际上，更在意的人进入的小程序数量更多，所以他们的拒绝率也更高，所以最终授权的数量大致一样，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研究还调查之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授权的数量是增加还是减少？有时候人们可能不太明白授权会带来什么后果，可能只是模糊地点了授权。

在此期间，非常在意的人进入了33.4个小程序，授权了23.8个；在意的人进入了32.8个，授权了24.6个；不在意的人进入了27.8个，授权了22.5个。可以看到，总体的授权数量都有所增加，且差异性更加明显了。在意的人实际上授权了更多，而不在意的人授权的更少。

调查一年半后，那些表示非常在意数据隐私的用户授权数据分享越来越多，这似乎加剧了数据隐私悖论的严重性。

用户可能不清楚授权带来的后果或是受当下偏见的影响，因为用户非常想使用这些小程序，不在乎未来的成本，如果仅仅是短期考虑，授权的数量应该会减少，但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授权的数量却越来越多，授权共享数据的行为随着时间反而增长，所以另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用户对数字服务的需求更大，尽管他们更担忧，但对数字服务的需求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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