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挑战与机会 | 讲座回顾

发布时间:2024-05-23浏览次数:34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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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由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教授主持的金融EMBA大讲堂活动圆满结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际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特聘教授沈联涛教授为金融EMBA师生作主题演讲。

01 货币的本质

用开放复杂系统观看大局演变:“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社会上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总是很多,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实力、资源效率和意志的较量,更是关于两国在全球舞台上影响力的争夺。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地位的更迭并非一蹴而就。美国通过70年左右的时间才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全球最大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这背后的原因包括美国央行的建立、股市的发展以及结算机制的完善。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们在恐惧通货膨胀通胀的同时,也害怕通缩;在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却持续恶化。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美国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如迅速增加3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措施等,显示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金融实力,影响力和金融韧性。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可能难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采取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这也再次证明了货币地位和经济实力对于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从货币的本质来反思实体经济和复杂资本市场的演变。借国学大师南怀瑾所言:货币是从“贝”化出来的“钱”,从铜币到纸票据,拥有无穷尽的衍生能力。这正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易经思想。美国正是凭借其强大的金融衍生实力,才能够创造出各种金融产品,其在这方面的优势远超过中国目前所处的初步银行为主的金融阶段。

货币的真正功能在于作为会计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而存在。作为会计单位,货币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使得交易更为便捷和透明/公平。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其地位的确立不仅基于其广泛的使用和接受度,更在于其便捷性,低交易成本和较高回报率(ROE)。我曾受邀在世界银行讲课,期间与沙特央行进行了交流。我询问他们为何不使用人民币,他们表示,尽管他们有兴趣,但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诸多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主要基于美元,而其他货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使用仍然有限。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提高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地位,就需要降低交易成本,加强流动力,和提升回报率。这意味需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具有韧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长期投资机构。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完善的融资高风险、高科技研发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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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寻找利益公约数

实现大国良性竞争与合作

掌握信息和分析能力对于个人、社会、国家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至关重要。

现在社会普遍提到的“钱就是信息,信息就是价值”的观点,反映了信息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和知识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掌握信息和分析能力对于个人、社会、国家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美国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他们通过发行股本等方式筹集资金,用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PE/VC)作为融资科技研发的催化剂,配合公募上市市场以高回报的投资方式建立在全球范围领先的资本体制。用低成本长期美国国债借全球储蓄,返回投资在全球项目上,形成了一种高回报率对冲基金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简单来说,美国把科技创新金融化,用科技高股价融资领先科技创新,这是欧盟、日本和中国银行为主的金融体制没法赶上的原因。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资本运作上的不同策略。罗马帝国通过政府权力进行掠夺和征服;而英国则通过法制化的金融手段,如发行长期债券等,将殖民地的资源汇集到伦敦,再通过投资获取高额回报。这种模式实际上也为美国所沿用——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并投资到全球的高回报领域,如汽车、科技和零售等行业。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资本运作和人才吸引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和人才政策,以支持科技产业的持续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竞争力。美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等财政手段,成功地将资金引导至硅谷的金融科技模式,这一创新策略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圳也在尝试模仿这一模式,深圳作为中国的科技中心,通过大力发展科技产业,吸引了大量人才,形成了创业精神的集中基地。但新时代的核心在于数字货币的应用。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时代的货币形式,不仅央行可以发行,民营企业同样可以使用,然而,目前这一领域尚未形成完善的监管体系。

03 顶层设计

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建立一个开放、复杂而高效的长期化的金融体制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我们的耐心和决心。

硅谷的高科技融资生态系统主要依赖于风险投资、人力资本、大学支持、政府扶持以及完善的产业组织。反观国内,中国企业通过早期投资获得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回报。然而,随着资本的撤离和厂家的外迁,这种爆炸式发展和收益难以为继。现代企业的集群生态系统需要政府、市场、金融人才和科技的全面支持。中国已经明确了其主要的商业模式,即追求速度、规模和范围的结合。金融体制不能依赖于银行和股市,还需要长期政府基金的支持以及企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在这方面,香港和深圳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然而,并非所有地区都成功地转向了科技驱动的发展,有些地区仍然过度依赖房地产。

新加坡通过欢迎外资企业并为其提供土地和优质服务,成功吸引了高科技产业的入驻。新加坡政府不仅提供土地,还投资于这些外资企业,这一策略使得新加坡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深圳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然而,深圳缺乏新加坡所拥有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一关键支持。这一制度为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后盾,使得政府能够在股市波动时进行干预,确保金融稳定。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其成功的关键。该制度将老百姓的退休金集中管理,形成一个庞大的资金池,当股市大跌时,政府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行干预;当股市大涨时,政府则可以卖出部分资产,确保稳定的收益。这种策略使得新加坡能够在经济波动中保持金融稳定,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新加坡汇率稳定也归于中央公积金的贡献。

中国的城市腾飞往往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工业发展策略,通过提升房地产价值来支撑政府融资。然而,一旦房地产市场下跌,政府和企业都将面临资金困境,银行也会变得谨慎。这时,缺乏像新加坡那样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来支撑整个大局,经济体系就会变得脆弱。中央公积金得到专业管理的高回报率,等于老百姓/退休队伍得到良好的退休金保障。

中国目前面临的更大问题则是退休金不足的问题。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许多人将房地产作为退休金的来源。然而,一旦美国加息,货币和资产流动性将受到影响,中国的退休金体系将面临巨大挑战。相比之下,美国选择通过金融产品来维持其退休金体系。中国需要找到新的途径来应对这一问题。中国企业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来创造新财富,并将这些财富投资于下一代的高科技产业。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得以维持,有助于解决退休金问题。

回到全球视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贸易稳定性,以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然而,美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试图通过吸纳中国的储蓄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面对这一挑战,中国银行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国和贷款方,有能力推动一带一路的共同繁荣。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金融体制必须健全,同时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和韧性。

综上,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开放、复杂而高效的长期化的金融体制,这需要顶层设计和稳健的思想和经济基础。这将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耐心和决心。作为企业家和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士,同学们将在这场长征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的繁荣与否,将取决于你们的能力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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